郑国强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其他人也都笑了起来，仿佛华长利说的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儿。
华长利没有笑，看了看在座的领导，说：“也许这是一件可笑，而又看上去荒唐的事情，但有一件事大家必须要承认，那就是政府没有钱，国家没有钱，而钱绝大多数都流入到了私人的腰包里，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大佬。这些钱流入到这些人腰包里的过程，谁都知道，并不是光明正大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有财富的地方，就一定有罪恶。我们政府是干什么的？只要发现罪恶，就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华长利说到这里，发现大家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自己，这绝对是一番惊世骇俗的理论，谁都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郑国强说 ：“ 这话可是够新鲜的，你继续说。”
华长利继续说：“他们利用国家改革的大形势，占有了国家太多的资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隐藏着罪恶的，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怕的就是国家的清算。当然，很多的事情，单纯用法律的制裁远远不够。但是用政策的威慑，逼迫他们吐出一部分资金来，我觉得虽然很难，但也绝对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本来有责任也有义务富裕了后为社会做贡献，但他们却在致富以后，成为百姓的对立面，我们对这部分人又过于宽容。”
政法委书记陈新显得很激动，轻轻的拍了一下桌上：“我同意长利这个观点。别的不说，就拿我们县的情况来说，我们县过去的制造行业也是非常发达，由于种种原因，也是赶上了那个形势，有很多人用仨瓜俩枣就把我们的国有资产买去了，现在有很多企业依然在生产。由于政策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走的过急，可这些人难道不是钻了政府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吗？国家对这部分过去是抱着希望的，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
这些人现在有的是钱，被人们称为大佬，可他们一点儿也不想为社会做贡献，还想方设法把在国内赚到的钱转移到国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难道我们政府和法律对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加以制裁和控制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吐出来一部分资金，为经济发展做点事呢？可他们在干什么？居然在看政府的笑话。我们对待这群人，太宽容了。”
政法委书记陈新说的这番话，让大家冷静下来，也不再对华长利说的这番话，感到可笑，而是对华长利的观点，开始思索起来。
组织部长苗振铎说：“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发了大量的钞票，目的就是为解决经济问题，可大多数的资金，又都被这些所谓的大佬们套走，社会上依然是一片哀鸿。我们政府想尽办法，也难以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力度不够，我们的确对这些人太宽容。他们利用已经掌控的资本，做了很多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事。长利，你接着说。”
郑国强也感到自己对华长利的嘲笑，过于肤浅，看来华长利是真正动过脑筋，想过问题的。
目前的经济形势已经跌入到了谷底，如果拿不出更好解决问题的办法，恶性循环，就会出大乱子。有些县已经闹起来了，太多的下岗工人没有工作干，太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又失去了打工机会，政府拿不出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该完善的各种配套设施，不得已中途搁浅。
与越来越穷的政府相反，那些大佬们反而越来越有钱，利用资本的操控力量，让他们的资产成倍的上升，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会经营，懂得操作，但是细细的追究，他们这些钱的获得过程，就有一种罪恶在隐藏着。政府早就有动动这些资本的想法，一个是没有办法，再一个，没有足够的把握。
郑国强认真的说：“长利，你把你的想法完整的说出来，我觉得大家现在听进去了，被你这高屋建瓴的想法打动了，大家也开窍了，你再接着说。”
华长利说：“各位领导，其实这也只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我跟任书记那天晚上的交谈中，我也从任书记的语言当中深深感觉到一种担忧和困惑，那就是不管县级政府，市级政府以及省级政府，都为资金深深困扰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形势变了，政府没有钱，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眼睁睁的看到太多的资本，进入到私人腰包，又没有办法。我在想，难道我们真就没有办法吗？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商人，我们支持，还要保护他们。对于那些曾经利用国家政策钻法律的空子，发了大财的人，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国家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吗？”
张军说：“我们不是银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我们对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
“在这个名单上，就有三个我们县所谓的首富。这些人加起来所掌握的资产超过200亿。”
华长利拿出任泽光给他的那份辽东富豪财富清单。
郑国强说：“是啊，这就是着名的贺家三兄弟，要知道，贺家三个兄弟，仗着他父亲的权利，把我们县的几个主要工厂都给买去了，我们县到手还不到5,000万，但三个工厂，也就是化工厂，炼油厂和制药厂的资产就超过30个亿。当时我还是刚刚进入经委的办事员，我看到巨额国有资产如此贱卖到私人手上，我都感到一阵阵的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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