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机转动着眼珠子打量起四周。三车间大约有一千多平方的样子，用胶合板分切成一个个齐腰高的半封闭区域，每一个区域堆着不同的一些材料，过道上，犯人们推着液压叉车来回穿梭，像电影未来世界中的空中飞车。
我看到背对着我们的那位犯人站起来，冲着我们走过来，这个人身材高大，嘴巴棱角分明，神情中带着一丝的忧郁。我很快地想起了他是谁，我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这位高大的男人显然并不认识我，他走到队伍前，习惯性的左右看了一眼，一手举起手中的一张纸，另一手握着拳头自然下垂：“叫到名字的往前一步。”
报到名字的有七八个人，他手一指，示意这些人到边上去，我明白这些人是被留在三车间的。我往前走了一步，跟在那个人的背后，喊了一声，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眼中有一些光，他看着我结结巴巴介绍了自己的来历，他听出了个大概，在名单找我的名字。我向他表达了希望留下来的意愿。或许是我殷切的目光让他感动，他想了一下说：“我去跟指导员沟通一下。”
隔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微笑着说：“过去吧。”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边愉快地说：“以后叫老黄。不要叫外面的职务。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说：“在我心里，你还是外面的那个人。”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都是不属于那个世界的人了。”
每一个劳改大队都有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改积委”是“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的简称，老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类似工会的犯人自治组织的意义，他们象个正式机构一样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每个月有着各种文书表格的报送。
老黄比我早两年来到监狱，他的刑期是我的三倍。
这里和入监队不同，劳动量是有定额的，一个人一个量，你不干，就是别人干。我明白，虽然老黄将我留在了三车间，但他和我一样是个劳改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并不能象龙头老大一样罩着我，该滚的刀我还是要滚。我和所有新犯一起分到了新犯组。新犯有新犯一组和新犯二组。我分到一组。
这座监狱里对事务犯（骨干）管理有两套系统，车间管生产的一种，分监区管生活的一种，车间里的生产组长和监舍里的组长并不重叠，生产组长回到分监区服从生活组长的管理，在车间，生活组长听从生产组长安排。表面上看，这样的构架容易滋生矛盾，实际上这种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更容易控制犯人。
只有嫌隙重重，相互告密，才能最大限度让监狱掌握双方的动向。
当天晚上，新犯一组的组长将本小组的新犯组织起来讲话。经过入监队的驯化，蹲在地上形成了我的一种本能反应和条件反射，只要外界一有什么刺激，我都有一种想蹲下来的冲动。
蹲在地上的我吃力地辨别着他含糊不清的鸽舌，组长也在唾沫四溅地努力把话说得更加简单易懂，有时候一个字卡在那里，他就使劲点一下头将卡住的字眼吐出来：“我们新犯组负责分监区里面的公共卫生，接下来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挑，一级级往上跳，同等条件下，年龄大的优先，床铺也是如此，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接下来他扳着手指，给大家列出一堆活计，依次是1.洗外场地马桶、2.拖大厅、3、洗饭布、4.扫外场地、5、擦桌板、6、擦讲台、7、拖垃圾桶。另外，还有周末休息时间不定时除草，扫落叶，冲下水道以及各种临时指派的任务。他派给我的起点任务是拖大厅。
虽然还是在新犯组，但是心情和入监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开始放松下来，又能听见早晨窗外鸟儿的鸣叫，实际上，鸟儿的鸣叫每天早上都是存在的，只是我在入监队相比于其他人的条件要好上许多，但毕竟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每一根神经的弦都是紧绷着，自然将鸟鸣这种与生存无关的东西给给屏蔽了，而当心情放松下来，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敞开了。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我对自己说。
一楼的内场地大厅有三百多平方，我必须等所有人吃完饭出去洗碗的时候，将两支大拖把扛到水池边淋湿，然后夹在腋窝下到大厅，再将拖把的木柄一左一右交叉压在肩膀上，推着拖把在大厅里像一头磨磨的驴一样来回奔跑。
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监狱是肮脏的有毒的，让人避而远之的，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监狱是我看到的卫生要求最高的地方，手能摸得到的地方都没有灰尘，因为监狱里面最大的资源就是犯人，当某项资源的供给过于充沛，就变成了非常随意和廉价。
因为离开了入监队，我的心情没有那么压抑。那天早上，我夹着拖把，在大厅里兴致勃勃地跑得象头撒欢的驴，突然一声怒喝在我身后炸得他一懵：“他妈的瞎眼了？这里怎么回事？你会不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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