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同意林院长的分析，觉得回西城发展不是不可行，但他坚持认为，勤凯公司这几年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有曙光院强大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得益于公司设在了海东，这就像曙光院走向市场的一扇大门。如果一开始就将勤凯公司设立在西城，勤凯公司绝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林院长，咱们在海东购买的那五十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勤凯公司这样的生产性科技企业来说，就是拥有了天时地利。”马涛两眼放光地说。
“咱们不能为这五十亩土地所累，你想想，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支出。”
林院长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马涛觉得自己的坚持有点不切实际了。不过，这段时间他已经孕育出了新的想法——他既要按照林院长的指示，把公司转回西城，但他也不打算放弃他已经开垦出的那一片沃土。
马涛孕育出的新想法，源于他对一件事越来越感兴趣。
这件事是他和邹东明在饭桌上聊天时谈到的。
那是在春节后海东一家公司成功在A股上市的答谢宴上。马涛和邹东明应邀参加，两人坐在了同一张桌上。
他们聊天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举办答谢宴的这家金融股上市公司。
“现在正是他们这类公司风头正劲的时候。”邹东明说。
“现在最活跃的就是金融股和能源股，前几年产生的比尔·盖茨效应要成过去时了。”马涛说话的眼神透着许多想法，“在福布斯最新的全球2000强上市公司中，中国的公司有一百三十多家，比去年增加了二十多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今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企业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但是，国内的上市公司与国外那些大的上市公司相比，差距还太大。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政府部门举办的研讨会，有人在会上就谈到，近年，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势头强劲，但是，那些将总部设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上市公司的总收入，在本国经济总量的占比，相当弱小。”
邹东明说话，既有企业家的务实，也有常年与政府部门有着更多交集而引发的宏观思维。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能够反映出当前社会财富分配的新趋势。”马涛说。
“从二十年前到今天全球的经济发展，它的动力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所以，才出现了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和人物登上了社会财富的顶端。但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任何技术产生的边际效益都是不断递减的，因而，风靡世界的硅谷效应，早晚都会成为过去时。”邹东明接着说。
“下一轮的技术变革不知道会从那个行业兴起。但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保持长久的经济竞争力，必须做强实体经济。”马涛带着思索的话里透出一种勃勃雄心。
“像我们勤凯这个小公司，在这几年的发展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现在，是发达国家在产生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而不发达国家只能为发达国家进行配套搞装配、搞加工，只能生产初级产品。结果，反过来，发达国家又用低价来购买初级产品，然后再用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你想想，我们的发展能快吗？”
“说到这儿，我告诉你，已经有人预测，一场新的金融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邹东明政府经济发展顾问的身份，让他能够了解到许多别人无从了解的信息。
马涛自信地说道：“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商业竞争甚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能够成为主战场的地方，除了眼前的金融和能源领域，接下来，实体经济的竞争必将首当其冲。”
“怎么样，也把你的勤凯公司做到上市？”邹东明拍着马涛的肩膀鼓励道。
“不是有那句话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啊。”马涛的想法，几乎都写在了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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