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院的杨越博士和几个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已经是耄耋之年的王院士带领下，经过五年的刻苦攻关，承担的新型催化剂结构设计及工业应用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张智得知王院士带领杨越获得科技大奖的消息后，心里五味杂陈，既羡慕杨越，又替自己感到惋惜。
这个奖难道不应该是自己的吗？
如果自己没有离开曙光院，那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这个项目都是要由他张智来承担的，那这个大奖自然也是他获得的。如果拿到了这个奖，自己的科研事业将是一次多么大的飞跃。
可是现在，这个奖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还得知，获得这个大奖不久，杨越就被任命为曙光院迄今最年轻的一任总工程师。
张智还在曙光院的时候，杨越尽管是曙光院唯一的一个博士，但在张智眼里，杨越是那么的不起眼，现在，杨越却比自己更早地跃上了事业发展的更高平台。
这个平台，原本自己也是可以跨上去的，但是，他却放弃了。
他当时之所以放弃，是他觉得自己的坚守，不足以战胜那些在他眼里都是混仕途的人，那些拿科研做跳板的人，是他觉得自己应该还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然而，杨越的坚守却迎来了曙光。
张智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退却、当初的选择、当初的努力，方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现在跟曙光院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交集，他几乎也想不起还有谁可以让他敞开心扉来谈自己的感受。
已经离开那个他曾经格外熟悉的科研一线好多年了，他现在特别想了解王院士带领杨越进行这个项目研究的整个经过。
为此，他再次关心起西城当地的媒体。
西城日报的一组采访王院士的报道吸引了他，而这组报道恰好是连续刊登在朱墨负责编辑的版面上。
这让他联想到了朱墨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那时，他在曙光院同样正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之中，身边的几个早早脱离了科研一线的大头头小头头们，掌握着基层科研人员申报项目的审批、经费划拨，等等。
张智觉得自己的精力一大半都花在了和这些人的周旋上，让他不堪其扰。
社会上这时也出现一种现象，许多科研人员开始选择“学而优则仕”这条路，很多本可以坚守在科研一线攻坚拔寨做出更优秀成果的科研人员，开始渐渐远离科研。
也就是那个时候，张智萌生了离开曙光院的念头。
“我不是无脑的乐观主义者，但是我相信事在人为，天道不亏。你完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搞科研。”朱墨想宽张智的心。
“大大小小每个项目的申报和成果，背后的经济利益、精神荣誉，它就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为之奋斗的强大动力，不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张智觉得朱墨的话很幼稚，就反过来开导朱墨。
“你就抛开这一切试试。当年，人家王院士那些老一辈科研人员，如果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的话，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科研成就。”朱墨说。
“王院士？有几个人能成为王院士。”张智鼻子里哼着说。
“你说的这些我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哪个行业都存在。这和我们报社每年申报新闻奖是一样的。在选送作品署名的时候，明明是编辑记者们辛辛苦苦采访写作和编辑的作品，评奖的时候，却要‘让领导先上’，然后依据职位高低，领导们一个一个占据了作品主要完成人的关键位置。”朱墨用自己最了解的例子，试图继续说明她理解张智的苦恼。
“对呀。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当然，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理想主义者，他们安贫乐道，不计回报，视名利如浮云，兢兢业业，一心科研。但是，现在的环境你说我做得到吗？”
“我还是觉得你太偏激。你像我们，心里都清楚，一件参评作品的署名决定不了大家对一个编辑、记者工作能力的评判，所以，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好，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张智接着说：“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习欧洲近代科技史，很多着名的科学家，会围绕某个理论、某项发明搞得反目成仇，争得头破血流。比如，微积分发明权的争夺战，再比如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乙醚麻醉发明权的争夺。这种争夺是没有温情的，但是，正是这种是非之战、名利之战，才推动了整个世界科技的进步，才让欧美发达国家有了一整套保护创新的科研体制。”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偷换概念。况且，国情背景是不同的，你说的这些，又太理想化了。”朱墨说。
“对科研本身来说是一样的。要想避免优秀科技人员大批离开科研一线，都往官僚体系里面挤，就要尊重每个科研人员个体的奋斗和追求，改变不相适应的科研体制。”张智说。
“我还是觉得你强调客观因素强调的太多，但实际上你应该调整你的主观认识。改变科研体制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难道你就只有逃离这一条路可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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