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一，这天是朝会。
明代的朝会有三种类型：大朝、朔望朝、常朝。
大朝是指在每年的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帝生日那天）等重大仪式或典礼时，所举行的朝会。在大朝会中，文武百官都要上贺表，周边的藩属国（如朝鲜、琉球等）也会派使臣前来上贺表。
朔望朝是在每月的初一（称为朔日）、十五（称为望日）这两天举行朝会，规模上仅次于大朝。
常朝，就是平时例行的朝会，分为早朝和午朝（又称晚朝）。午朝仅在明朝初期实行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废除了。因此常朝也仅只指早朝。
常朝一般是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五军都督府长官、锦衣卫长官、以及各院寺司衙门正副主官等四品以上参加。
五品及以下官员虽然也参加朝会，但是没有入殿的资格，只能远远站着，也就是个陪衬。但都察院和六科例外，给事中和御史虽都只是六七品却可以参加常朝，并且站在离皇帝较近的位置。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朝会极为重视，也为此订定了大量的礼仪规定，其繁琐程度已达匪夷所思的程度，百官苦不堪言。
早朝之前，大臣必须于午夜起床，准备停当之后，前往午门集合。大约凌晨三点，大臣们到达午门外等候。在凌晨五点左右，官员们开始进入皇宫。
在经过繁琐的排队、等待、跪拜行礼后好不容易等到奏事环节。
官员奏事前先在位置上预咳一声，而后再行至御前奏事，奏事结束后再复位。
奏事时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奏章。通政司、鸿胪寺官员除了引导官员们奏事之外，有时还需要代读奏章，而为了达到“美观瞻”的效果，一般选取该衙门中符合“美姿容”和“大音声”标准的官员。
若在奏事的过程当中，有官员礼仪不当，则由御史弹劾失仪，若没有的话，则就一躬而退。
全部官员奏事结束后，会再响一次鸣鞭。等天子自己退出后，百官才可以顺次退出，各回各的官署，由此一次早朝结束。
之前鸿胪寺请示九月初一是否举行朝会时，郭可阳并不懂这些，想着朝会就是皇帝当朝处理政事，随口便答应了。
接着问起鸿胪寺官员，明日朝会有哪些礼仪规矩后，那厮絮絮叨叨足足讲了半个时辰，这下换郭可阳目瞪口呆了。
这特么哪里是处理政事的朝会，简直就是形式主义大会的极致嘛！除了折腾人就是耽误事。
先不说大小官员们半夜起床来参加朝会，第二天还是否有精力办公。就是到朝会散场的时候都快中午了，相当于各部门事务半天没人管。
大大小小上千号官员还就那事先安排好的五六个上来奏事，奏事的内容还特么是事先已经批准过得，就是在朝会上走个过场。
郭可阳心中无数只“草泥马”飘过，心骂“这么扯淡的朝会规矩是哪个混蛋制定的”，心里刚骂过突然醒悟，这不就是自己在这一世的祖先朱重八制定的嘛。
“真是能折腾啊，这个造精。”暗自腹诽一句，郭可阳对鸿胪寺官员说：“这次的朝会先照常举行，以后的听朕通知吧。”
郭可阳不知道的是，其实朱元璋时期的大朝会比刚刚鸿胪寺官员说的还要繁琐数倍，甚至还有耆老这样的“群众代表”上台发言环节，后来的皇帝感觉过于扯淡就给废止了。
其实从明宣宗之后，随着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批红两项制度的完善，皇帝已经不需要通过朝会来治理国家、发布政令了。
国家有事，皇帝直接叫来内阁学士和相关部门主官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好后走内阁司礼监的流程下诏书，而后执行即可。朝会制度也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形式，只具备“礼仪价值”。
明朝中后期很多皇帝在位期间几乎都不举行朝会，也丝毫不影响处理政事。而万历怠政所谓的几十年不上朝，并非完全指其不举行朝会，而是这厮他连内阁大学士们都不见了。
如万历三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六年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朱赓，竟然三年没有见过皇帝一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就要了血命了。因为对于一个高度君主集权的国家来说，皇帝是最终决策者。不重要的事，内阁和司礼监可以按照惯例走流程办，但是涉及到大事，如重要职位官员的任命这类，没有皇帝拍板谁也没有权力决定。
九月初一这天，凌晨四点就被叫起床，折腾了自己半天也折腾了百官半天后，终于熬到了下朝。
此时时辰已到午时，郭可阳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心里骂骂咧咧的从皇极殿出来往乾清宫走。回去的路上发誓再也不举行这毫无意义的狗屁大朝会了。
记忆里好像崇祯倒是挺注重朝会的，勤勉的都能感动自己，可最后还不是上了煤山。“真是又菜又爱玩。没那学习的天赋，还总爱加班死读书的家伙。”新皇帝嘟囔着回到了寝宫。
刚坐下来，就看到了魏忠贤递来的辞去东厂提督的辞呈，旁边还放着东厂提督太监的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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