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并非合理合法的利益，那朝廷自然不必补偿，但长久以来的大量非法利益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形成利益集团，假如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反对改革，甚至胆敢做出一些恶性事件，那么朝廷又该如何应对？
除此之外，我等自然还要先详细计算，了解这些改革措施推行下去将会带来哪些好处。例如，朝廷是否便可以因此解决边疆地区的军粮供应？国库是否能够因此提高岁入？相关衙门中一些不法者是否还能借机欺压良善？当地百姓甚至天下万民是否能因此不再为食盐发愁？
总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政者千种手段、万般举措，须不能忘其初心：养民。正如我在《取用疏》中所言：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高务实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但其实中心思想很不明确，即便诸位辅臣都是老狐狸，大抵也只听出一些不敢肯定的名堂。
去掉一些他们认为的官话套话，高务实的潜台词大概是说：他构想中的盐政改革可能会牵涉到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这次改革肯定会挖他们肉、放他们的血，所以需要先想好如何应对这些人的反扑，因此还不能立刻推出、立刻执行。
不同的人听了这番话当然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沉一贯就很警惕，赵志皋就很紧张，梁梦龙就很澹定，周咏就很无所谓，而王家屏就……嗯，他好像很感兴趣。
沉一贯很警惕，因为他觉得高务实可能要通过这个盐政改革打击异己，这就可能牵连到他沉阁老的门生故吏；
赵志皋很紧张，因为他觉得高务实可能已经盯住了他老赵家，毕竟刚才王家屏就说过他儿子赵凤威被弹劾。高务实刚才也说淮安、泰州、通州‘三地一个都跑不了’，那就意味着高务实也知道其中有问题；
梁梦龙很澹定，因为他家和盐业毫无干系且自己即将退休，这事儿再大也不是他的事了。这是高务实的事，而他对高务实一直都很有信心；
周咏很无所谓，因为他家也没有盐务相关的产业和买卖，他一直主管军务，被外界视为高务实的应声虫。而从年纪来看，他周阁老看起来以后也不会插手财务。
只有王家屏的表现不太合理：他也是马上就要退休的人，以往也没有显得特别关注财政，今天忽然跳出来从赵凤威说到盐政，究竟意欲何为？
这会儿连高务实都不得不怀疑，王家屏总不会临老才开始反思大明朝的财政政策有问题了吧？啊这……您老早几十年干嘛去了？
明朝的财政政策有问题，这事高务实都已经思考二三十年了。如果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说，除了早就谈过多次的商税、开海、藩禁等问题，那主要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不重视技术手段。具体又包括专门的经济知识和法律制度。定额税收制度的确立使得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变得无关紧要。一个好的税收制度和地方税额应当是具有弹性的，但是定额制度却使得这些都不存在了。
二是财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在明朝财政管理中，思想偏见，责任感僵化，行动范围分割，官员俸给过低，对于实际情况了解不足，公共投入不足……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明朝官定税率的低下，造成了民众税收负担不断上升的同时，朝廷偏偏没拿到钱，都被中间的官僚、豪绅夺取了。反过来由于明朝的名义税率过低，导致公共投入非常小，朝廷除了维持一条大运河和宫殿修缮外，几乎就没有其他公共基础建设了。
而且财政收入的紧张又造成官员的俸禄过低，以至于官员贪墨横行，在税收之外任意课征。朱元章采取残酷的政策惩治腐败，却仍然无法阻止问题的发生，不得不说明贪污腐败不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而且有其制度上的原因。
三是明朝财政具有明显的消极性。朝廷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它自身的稳定，因而明朝的财政从来都不是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考虑问题的。
唐朝和宋朝的财政制度实际上要比明朝发达，因而唐宋两代朝廷的经济能力都要比明朝强大许多。但是唐宋给明朝最大的启示，就是地方势力太大会影响中央朝廷的稳定，所以明朝从一建立就采取了消极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地方无法拥有足够财力来对抗中央朝廷。
然而，明朝在通过地方财政的软弱和中枢高度集权解决了地方朝廷分裂倾向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朝廷自身财政动员能力的虚弱，因而一旦遭遇外族入侵，很容易就因为打不起仗而灭亡了。
正当高务实开始怀疑王家屏是不是突然有兴趣研究大明财政体系的根本问题时，王家屏亲自打破了他的幻想。
王元辅在一脸欣慰地夸赞了高务实“施政持重”之后，忽然话锋一转，道：“我就说日新善理财，果然是一针见血……你方才说‘大量非法利益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形成利益集团’。这句话我就十分赞同，而且我还知道，此事如今已然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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