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以蓟密永三协汰兵裁饷事件来举例吧。当时由于钱粮紧张，崇祯下旨让各镇汰军。顺天巡抚王应豸遵旨在蓟密永裁军，汰饷50万，结果酿成兵变。崇祯将王应豸下狱，并当成替罪羊斩首，换上王元雅代替，继续汰军裁饷。
《山中闻见录》对此有详细记载：“朝廷忧饷贵，以清汰责诸镇，顺抚王应豸顺内旨，首奏清核冒饷50万。三屯营兵鼓噪，下烽台挟饷，抚之旋定。应豸被槛车征置狱，以王元雅代之。镇抚顺天元雅，主汰饷议如故，减额并伍，各隘口尖哨，尽失戚继光遗制。”
应该说，这份文献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蓟密密永三协汰兵裁饷的原因和过程。但由于《山中闻见录》成书于南明，并非当事人回忆录。想了解整个蓟密永三饷裁军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是要查看明末原始档桉。
事实上根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裁撤蓟密永新军这个想法并不是崇祯上台后才有的，在天启五年十二月底就由户部提了出来，当时的户部尚书是李起元。但当时的蓟辽督师王之臣，就明确表示这是个馊主意。
王之臣上疏将户部方案噼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他的意思是，蓟门是非常关键之处，不增兵也就算了，还要撤有战斗力的新军，完全是瞎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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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辽东经略王之臣的反对，天启五年蓟密永三协裁军计划就此作罢。
然而到了崇祯上台后，蓟密永三协裁军计划却得到了实施，这一次也一样有人在反对，反对者换成了新任督师袁崇焕。然而反对意见无效。
崇祯想省钱，听不见任何反对意见，否决了袁崇焕的蓟密永增兵方案。《度支奏议》之《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和新饷司六卷《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中有明确记载。
记载较多，这里不摘抄，总之就是原始档桉对蓟密永裁军的起因记载的非常清楚，而负责蓟密永新兵裁汰的是(蓟辽总)督和(遵化巡)抚，他们是遵从了崇祯的圣旨。
考虑到《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成文于崇祯二年七月，因此这里的“督”是刘策，而“抚”是王元雅，与《山中闻见录》的记载吻合，并非孤证。
蓟密永三协兵，一共有10万6千兵。这近11万大军的岁费为91万本折。而崇祯下旨裁掉的，是10万6千蓟军其中的新兵，在裁掉这3万多新兵后，蓟密永三协的岁费由91万降至75万。
而且不光是崇祯二年蓟军岁费按75万计算和拨给，崇祯元年的岁费也按二年覆定新额来清算。也就是说崇祯二年的75万，还要扣掉崇祯元年的所谓的多领16万，只能领59万。
这就完事了吗？没有。对于蓟密永来说，岁费由91万裁到75万，只是第一步，还有被裁下来的兵的安置问题。
兵部要求袁崇焕认领其中的兵，而袁崇焕只愿意接收。这是怎么回事呢？通过继续查看原始文档，原来是因为关宁的岁费只有480万，本身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蓟密永裁汰新兵后，有名被汰下来的新兵确实被袁崇焕安置到关宁编制，袁崇焕从四百八十万关宁定额中发饷给他们。这件事还导致毕自严怀疑，说你这四百八十万本身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如果再接纳西协7810人，这样一来，你还得增加饷13到14万才行。
于是，毕自严就和刘策商量，七千八百十员名驻札西协就不要再让袁崇焕负担了。而崇祯圣旨的回复是，这西协7810人的安置，让督抚(也就是刘策和王元雅)去商议。
于是，蓟密永新兵裁军的结果就是，其中兵由辽镇发饷，留在蓟门继续服役，其中7810由蓟镇发饷，留在西协继续服役。
蓟密永新军中的，虽然仍在蓟门，但在关宁480万定额中支饷，成为关宁16万大军的一部分。因此，蓟密永裁军过程已经交待清楚，崇祯裁掉了兵的费用，但实际只裁了兵，因为其中有兵分别被关宁和蓟密永自己接盘了。
所以，实际上崇祯二年蓟密永兵和饷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兵数由人减为-+7810=人。兵饷由91万本折变为59万。
众所周知，蓟密永汰兵裁饷，造成了一个空前惨烈的悲剧，直接影响了明末的战局，这就是军队作为国家暴力基础动摇的后果。
高务实之所以认为南疆的军队利益必须由高家直接代表，当然可以说他是从统治安全来考虑的，但又何尝不是为了南疆不至于走原历史上明末老路而考虑的呢？
再说其他阶层，工、商两家往往很难分家，尤其是在“大工业化”之前，很多商人的底色原本就是大大小小的工厂主。但是这两家还是可以强行分开来算的，办法就是通过“生产型”或者“贸易型”来区分，而如果既生产又贸易，那就要让他们自己选，或者提前上马“反垄断法”，逼他们选择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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