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飞也知道明末民间私铸铜钱非常猖獗，到了根本无法禁止的地步，如果出现新版宝钞，也难免有人会伪造。伪造货币在现代也是最严重的几种犯罪，也是顶格刑罚处置的，在明代、任何朝代当然也应该处以当时最重的刑罚，想必不只是新版宝钞，民间私铸铜钱也会同时严厉禁止的。
董应举走后，崇祯和沈飞走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自从新政以后，崇祯经常私下召见锦衣卫和各种人物议事，汪汝淳、张岱、柳敬亭、冯梦龙等人初见崇祯时还都是平民，宫女太监已经习以为常，私下会见穿锦衣卫制服的沈飞议事也没人觉得奇怪。
崇祯和沈飞现在的内力都足以确定周围没人，崇祯说：“董应举的思维还是难免带有时代印记，一有机会就想着减税，降低百姓负担”，沈飞说：“税是一定要收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普及下去。至于董应举说的鼓励种田、扭转弃农经商趋势问题，也不必非要用免税的办法，比如可以对农民发补贴，还有现代鼓励出口对一些企业实行出口退税，宁可事后退税，事先还是要收税的”。
崇祯说：“补贴？这个办法不错，现在有些高产作物已经传入了，只是还不够普及，就可以在不适合种植其他作物的地方推广，就以发补贴的方式鼓励。鼓励人种田也可以这样，农业税也可以先收取再补贴”。
沈飞说：“现在的增加税收和改革科举、重视科学军事这些新政都是以战时政策的名义实行的，后金刚刚经受了攻破沈阳的打击，又已经被封锁，主动权已经易手，只要练一两年兵，光是辽江的东江、咸镜和关宁的兵力就足够灭掉后金，到时候难保不会有不满的人以此为由想彻底终结新政。有些事情要趁早准备，实行新政的理由和好处要深入宣传到民间，不仅士人，普通百姓也要知道其中道理，这样以后有人想要扭转舆论也难了”。
崇祯说：“这些事情已经在做了，以后人才越来越多，人事可能变化，新架构是不会变的”。
沈飞说：“税收问题，应该说清楚，加税不只是为了应对后金战争的军费开销，也是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分配，董应举也说他屯田的收益有部分用于救济辽民。像北欧那些俗称‘民主社会主义’那样高税收高福利调节分配，而且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调节，这些也可以宣传下去”。
说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沈飞语气有些激动，说：“‘自然经济’是所谓‘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虽然说周秦之变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奇谈怪论首创自郭末若，但是他一个学者影响力有限，还是后来的有权有势的人物把这种怪论搬进了自己的文章才成了标准答案，后来一段时间历史学也和欧洲一样成为‘神学的奴仆’，即便八十年代以后已经有很多经济史研究者已经在事实上指出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发达，但是在名称上还保持‘封建社会’这个称呼，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才瓦解的说法还是很流行，我却知道这是扯淡。我看过全汉升一本论文集，其中一篇标题就是《鸦片战争前的江苏棉纺织业》，江苏的棉纺织业可能因为品种不同，棉花有从广东乃至印度进口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家里有棉田的，就属于一些经济史上所谓的‘家庭农业的手工业相结合’，可是产品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东印度公司采购以后转卖到欧美的，从180几到183几年，每年外销的布匹数量和价格全汉升列有表格。产品都卖到全世界去了，还说这是‘自然经济’就见了鬼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根本没有办法实行苏联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要调节控制市场经济，也有就只北欧式的用高额累进税收调节分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这一个办法了”。
崇祯微微一笑，说：“你这个语气神态，和当初第一次谈到财政问题的茅元仪有些相似”。
沈飞这才感觉有些失态，说：“以前和在网上参加了这个话题的争论，一想起来还是有些激动”。
崇祯又说了一下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安排，要派人去南京找两个印刷专家胡正言和吴发祥，又是请他们制作宝钞印版这样的事情，人选很重要。刚才董应举介绍，凌蒙初也是印刷行业里也有相当高的地位，出版过套印作品，作为同行和那两个人可能比董应举还熟悉，就让他去一趟。
特地派人去南京，如果只是请两个刻印专家有些浪费，同时也派人去南方查看以前促进一下新时的推行情况。南方是张溥等人的老巢，虽然其中几个领头的已经被崇祯提前调到北京，张溥还派驻琉球任“大使”去了，不过南方长期形成的风气就是以抵制朝廷政策，尤其是抗议加税成为习惯、风骨甚至是“政治正确”的，阻力应该比北方大得多，也应该派人去看看。
从能力上说崇祯比较看好汪汝淳，不过他之前一直没有官职在身，突然把一个平民提拔成钦差巡抚，心高气傲的江南士子心里多半会不服他，就只能找一个人推一前面，汪汝淳名义上作为随从幕僚，实际上由他掌握决定权了。
崇祯想让钱谦益出面，他现在的身份是礼部右侍郎，职务、才华、学识和在江南东林系文人里地威望都足够高，又不像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那样死板，比较圆滑，善于随机应变，应该能够说动他充当这个有些傀儡性质的钦差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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