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子儒直说即可，老夫知无不言。”
“将军可知道，陛下要新建昌邑郎的事情？”
“这是自然，那日在朝堂上，陛下不是已经当着满朝百官说过了吗，大将军也是应允了的。”
百官公卿在长安里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赵充国是大汉军中的柱石，自然也有一一套这样的幕僚班底，所以早在那一日朝议之前，赵充国就已经知晓此事了。
“大将军府下发的府帖写得很明白，这昌邑郎隶属我光禄勋统辖，但直接听陛下调遣，下官对此事有一些惶恐。”
在此时的大汉，统兵权与调兵权是分开的，绝对是不能发生交集的。
就拿羽林郎来说，平时在光禄勋的统辖下操练、值守，但并不能随意离开驻守值守之地。
光禄勋也好，中郎将也罢，都只有日常的统兵权，而没有调兵权。
到了战时或者换防的时候，才会由大司马大将军拟定调兵命令，在加盖天子印玺之后，连同虎符交给领兵出征的将领，由出征的将领带着虎符和天子的诏令到前去军营调兵。
昌邑郎是新设的禁军，由光禄勋统管倒是没有问题，无非是多开一份钱粮罢了。
但是直接听令陛下调遣，却有所不妥。
“这有何不妥，我大汉的军队，最后不是都该由天子调遣吗，只要有玺书和虎符，天子别说是调遣这新建的昌邑郎，就是调遣全部的南军和北军也名正言顺啊。”赵充国不咸不淡地说道。
“可这调兵的虎符铜节和天子印玺，可都在尚书署了。”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尚书署作为天子的“门下”，替天子保管符节玺印，而大司马则负责军队日常的统领。
二者本应该相互制约，但此时大司马和领尚书事都是霍光。
也就意味着霍光同时掌握了大汉的调兵权和统兵权。
孝昭皇帝在时，天子从不过问军务，那一切军令自然只从大将军出，倒也不会有矛盾和冲突。
张安世看到赵充国没有说话，就又接着说道：“可如今，大将军说昌邑郎由陛下直接调遣，那调兵的时候，还需不需要符印呢？”
张安世的话有一些僭越了，让赵充国都不免微微皱眉。
“下官再说得直白一些，如果有一日，陛下不出示符节和玺书，亲自来昌邑郎调兵，但是大将军出示虎符和天子玺书，不许天子调兵，那下官是该阻拦还是该同意呢？”
没有虎符印玺的天子，有虎符印玺的大将军，孰重孰轻？
夜色之下，赵充国那双见过了无数次杀戮和死亡的双眼，突然闪过了一道光。
张安世问到了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啊，天子亲自来调兵，那还需要符印和玺书吗？
“大将军如何说的？”赵充国问道。
“此事如何能问大将军呢，下官前脚开口，恐怕后脚就要被轰出去了，搞不好还会因此而下狱！”
有些事情不上称没有四两重，上了称一千斤也打不住。
直接了当地对大将军问出这个问题，那无异于是在说：如果天子要调兵搏杀大将军，我站在大将军一边，还是天子一边？
“子儒多虑了吧，我听说那般昌邑国来的少年郎，都是一些浪荡子弟，人数也不过几十人罢了。”
“且不说大将军现在深受天子信任，就是退一万步说，天子如果真的受到他人蛊惑，下了乱命，这几十人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赵充国缓缓地说道，“你是光禄勋，只要足额给昌邑郎发放粮饷即可，不必杞人忧天。”
区区三百人，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大将军既然如此自信，他们这些旁观者何必忧人自扰。
“将军您是让我学孝武帝时的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吗？”张安世问道，“可任安最后落得的下场可是腰斩啊。”
当年，废太子据谋反，给监管北军的任安写了手令，让其跟随自己诛杀江充，控制长安。
任安不敢自决，收下了太子的符节，但是却紧闭营门，两不相帮。
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一劫，但是孝武皇帝回朝之后，立刻以“坐观成败，有不忠之心”为由，腰斩了任安。
想用当墙头草的方式来自保，恐怕是最愚蠢的办法。
不论哪一边赢下来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锄掉墙头草。
此时此刻，天子称大将军为仲父，用情同父子来形容也不为过，张安世与赵充国说的这番话传出去，都要背上挑唆君臣不合的罪名。
可是以后呢？以后还会这样吗？
霍光有霍光的自信和跋扈，但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想法。
张安世不得不小心翼翼，身居高位，如处于危墙之下，说不定哪天墙塌下来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他的老父亲张汤曾经身居高位，三公九卿不知道当了多少轮，但是却仍然轻轻松松被御史中丞李文和丞相长史朱买臣诬陷致死。
所以，从幼年开始，张安世就知道朝堂斗争的残酷性和血腥性。
真的到了君臣相争的那一天，张安世他们是一定要选边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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